浮生欢语

本来我打算一直坚守在此，无奈此地的操作确实比较繁琐。

以后搬到独角兽的窝里：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blueann/index.html

欢迎大家来坐坐。

推理小说浅谈
作者：赖振南

(宫部美幸《继父》中的代序一)

　　推理小说是日本大众文学的两大显学之一，也可说是大众文学极致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今天我们已对「推理小说」一词耳熟能详，但此一文类在欧美的发展仅有约一六○年的历史，在日本则仅约一百年的耕耘，然而其成长却是枝叶繁茂、百花齐放。
　　
　　推理小说在日本为何造成这般风光盛况，历久不衰？
　　
　　在日本，推理小说归类在「Mystery」的类别，而广义的「Mystery」，则包含了推理小说、悬疑小说、冷酷派侦探(Hard-boiled)小说、SF(科幻小说)、恐怖(Horror)小说和奇幻(Fantasy)小说等。不可讳言的，日本推理小说受到欧美推理小说精神的喂养和形式的影响。日本推理的发展，最早是从黑岩泪香(kuroiwa ruikou, 1862-1920)于明治时代(1867-1912)后期改写欧美短篇推理小说的翻案侦探小说开始，开启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先河，这时距离欧美推理小说的滥觞，亦即一八四一年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创作《莫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of the Rue Morgue)已经约有半世纪之久了。
　　
　　而这段期间，英国的柯南道尔(Arther Conan Doyle, 1859-1930)于一八八七年以《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让福尔摩斯登场，带动了一波短篇推理小说创作的风潮，并让世人对有奇妙案件及潇洒名探所谓推理小说的新文类为之疯狂。大约同时，英国文坛大老G. K. 却斯特顿(Chesterton, 1874-1936)也以「布朗神父」系列在福尔摩斯独尊物理证据的风潮之外，开创了心理证据小说的流派，短篇推理小说的创作至此发展成熟，接下来就是迎接将爱伦坡的创作精神发挥到极致的「古典黄金时期」到来。在这段期间出场的都是身为推理小说读者就算未曾读过作品，也必定听过响当当名字的大师，如有谋杀天后之称的英国的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多萝西．赛儿斯(Dorothy L. Sayers, 1893-1957)，美国的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 1929-)、范．达因(S. S Van Dine, 1888-1939)、狄克森．卡(John Dickson Carr, 1906-1977)等人。
　　
　　而日本方面在经过泪香及其它后人的努力之后，江户川乱步于一九二三年在《新青年》发表＜二分铜币＞，并发表通俗推理的创作，日本推理小说自此开始了稳健的发展，而乱步也被尊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父」。除乱步之外，这段时期活跃的作家尚有甲贺三郎、大阪圭吉、横沟正史、木木高太郎、梦野久作等人，都为战前的日本推理小说文坛留下丰富的作品。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推理小说因为源自欧美，遭到日本政府以敌人的文化之名加以打压、禁止，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则进入了一段黑暗时期。
　　
　　战争结束后，日本推理小说开始复兴，战后最重要的推理小说杂志《宝石》也在一九四六年创刊，为作家提供了一显身手的园地。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除了备受期待的「战后五人男」(高木彬光、岛田一男、山田风太郎、香山滋、大坪砂男)之外，最重要的本格推理小说支撑者，便是以名侦探金田一耕助为主角创作一系列作品的横沟正史，他在一九四六年发表了金田一耕助首次登场之作《本阵杀人事件》后，引领一时风潮。从这个时期起，开启了日本本格三大家(横沟正史、鲇川哲也、高木彬光)的辉煌年代，一直到他们去世为止。
　　
　　此外，以乱步的名义所设立的「江户川乱步奖」也在第三届(一九五七年)转型为新人奖，当年得奖作品是仁木悦子的《黑猫知情》，她在获奖后创作不坠，有「日本的克莉丝蒂」的美称。透过乱步奖，跃登推理龙门的新秀极多，这也成为后来日本推理文坛发掘新秀的重要手法。活跃于现今日本推理文坛的作家，有许多人都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新人奖登场的。
　　
　　在本格派作品发展到极致的同时，开始有人对于这类的纸上智力游戏感到倦乏。而在仁木悦子获奖出道的同年，松元清张也以《点与线》一作登场，放弃名侦探、奇怪的事件，着重人心内面的描写以及犯罪事件与社会的关系，为推理文坛带来了全新的风潮，称之为「社会派」。清张获得了绝大的欢迎，压抑了当时已经显出疲态的本格派的发展，自此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以清张为首，森村诚一、夏树静子等人牢牢地占据了日本推理文坛长达数十年。于是当时的本格派作家有人封笔，如横沟正史；有人披上社会派的外衣，继续创作本格推理，如创作千草泰辅检察官系列的土屋隆夫，以及改写律师百谷泉一郎系列的高木彬光。
　　
　　而在一九七○、八○年代最受到日本一般读者欢迎的推理作家，则是台湾读者也非常熟悉的幽默推理代表人物赤川次郎，以及旅情推理之王西村京太郎。比起上述的作家，两人的作品都能让未曾接触推理小说的读者更容易阅读，因此即使是现在的日本，还是有非常多不熟悉推理小说的人一提到推理小说，会直觉联想到两人。
　　
　　正如「盛极必衰」这句话的道理，社会派发展到后来也逐渐混杂入风化、官能、暴力的元素，出现了衰败的迹象。就像是对社会派的反动一般，对于老一辈的本格推理作家，如小栗虫太郎、梦野久作的作品也兴起一股再评价的风潮，而在七○年代因为市川昆导演的一系列金田一耕助的电影大大卖座，也掀起了一股热烈的横沟风潮。此外由台籍评论家傅博以研究战前作品为主的杂志《幻影城》在一九七四年创刊，这对本格派复兴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出身自这本杂志的作家有栗本熏、连城三纪彦、田中芳树等，至今都非常活跃。虽然这时候日本推理文坛的台面上仍旧是社会派为尊的状态，但是本格派终究还是累积了相当的力量，准备反扑。
　　
　　曾经宣言一生都要献给本格推理小说的岛田庄司，在一九八三年以《占星术杀人魔法》一书登上推理文坛。此书描写名侦探御手洗洁如何解决一桩横跨四十年的悬案，为纯粹的解谜游戏，虽然受到当时的社会派风潮嗤之以鼻，却在日本大学推理社团间大受欢迎。在他的赏识之下，一九八七年当时仍为学生的绫?行人推出了《夺命十角馆》一作，此作开宗明义宣示了纯粹斗智的推理作品才是读者想要的，开启了日本推理文坛第三波本格推理高峰，一九八七年便被视为「新本格」元年，并在二○○二年热热闹闹地庆祝诞生十五周年。新本格的作家除绫?之外，尚有第一期的有栖川有栖、我孙子武丸、法月纶太郎、歌野晶午等人，并且不断地增加中，在现在的日本推理文坛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除了新本格之外，推理小说注入了更多的元素，诞生了许多难以被归类的作家，东野圭吾、宫部美幸、京极夏彦、桐野夏生等人非常地活跃。其中宫部更是被视为新一代的国民作家备受期待。从以大众文学为对象所颁发的直木奖在一九六二年颁奖给木木高太郎之后，推理小说作家获得此奖的人数持续增加，足以证明日本推理小说已经取得相当高的地位。
　　
　　最后，为了让读者对推理小说有更清晰的视界、了解上述的演进，将推理小说大致加以分类，并揭示其代表作家，以供参考：
　　
　　A: 本格派：阿嘉莎．克莉丝蒂《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艾勒里．昆恩《X的悲剧》(The Tragedy of X)、横沟正史《本阵杀人事件》、岛田庄司《占星术杀人魔法》。
　　
　　B: 冷硬派：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 1894-1961)《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 1888-1957)《大眠》(The big sleep)、劳伦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 1938-)《八百万种死法》(Eight Million Ways to Die)、生岛治郎《追凶》。
　　
　　C: 社会派：松元清张《砂之器》、森村诚一《人性的证明》。
　　
　　D: 倒叙类：从犯人的视角描写，在故事发展过程逐步揭露犯人为何会失败的原因。奥斯汀．佛里曼(R.Austin Freeman, 1862-1943)在一九一二年发表的《歌唱的白骨》(The Singing Bone)为创始作品。美国影集《神探科伦坡系列》(Columbo)、三谷幸喜《古?任三郎系列》。
　　
　　E: 法庭小说：以法庭内两造攻防为主的类型。史坦利．贾德纳(Erle Stanley Gardner, 1889-1970)《梅森探案》(Perry Mason)系列、和久峻三《假面法庭》。
　　
　　F: 警察小说：以警察办案过程或警方内部人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麦可班恩(Ed McBain, 1926)《第八十七分局系列》(The 87th precinct)、横山秀夫《半告白》。
　　
　　G: 悬疑小说：让读者对于故事发展充满好奇，并且结局有相当高的意外性。康乃尔．伍立奇(Cornell Woolrich, 1903-1968)《黑衣新娘》(The Bride Wore Black)、玛格丽特．米勒(Margaret Millar, 1915-1994)《眼中的猎物》(Beast in View)。
　　
　　H: 间谍小说：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 1931-)《从寒冷中来的间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葛兰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
　　
　　I: 惊悚小说：比起悬疑小说更不注重解谜和推理要素，主要是要让读者感到坐立难安。史丹利．艾林(Stanley Ellin, 1916-1986)《本店招牌菜》(The Specialty of the House)、埃拉．雷文(Ira Levin, 1929-)《从巴西来的少年》(The Boys from Brazil)。
　　
　　(本文作者为辅大日文系系主任)

今天是我的生日。

狐狸此时正在飞机上，临走的时候他还帮我拖了地，填满了冰箱。

晚上和老虎、领导和老罗聊天，收到了小白的信还有艾斯的短消息。

老罗送给我的粉红色小猴子是我收到的第一个抱枕，又软又可爱，真讨人喜欢。

我看完了the West Wing的最后一集，Tomorrow.八年了，这部作品终于画上了句号。生活中总有在告别，一刻也不曾停驻。而我们总是在向前走。

生日快乐，亲爱的我。

John Spencer.

That was one of those names appeared in the opening of every episode of the West Wing. He played Leo Mcgarry in this seven-year TV serial.

Leo was wise and calm, he was not a perfect moral model but definitely knew better than any one else in the show the meaning of loyalty and respect. And John presented such a great performance that I always called him Leo and believed “he” could be real.

John passed away on 16 December 2005 in Los Angeles. A heart attack took him away from us.

I miss you Leo.

1，

晚上聊天的时候，老罗送了我四句话。有意思极了：

书书一思考，地动天也摇
书书一考虑，天上下大雨
书书一运动，狐狸就抽风
书书一上班，被压五指山

2，

今天和某人讲到爱情。最后得出结论：爱情就好像煲汤，需要耐心和技巧。

爱情实在太麻烦。能避免的时候就尽量避免。没法子的时候就好好经营。

3，

最近心不在焉的情况时有发生。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竟然把门钥匙还留在锁上面就走掉了，而我完全没有当时的印象......

4，

龙应台的文章已经看完了四本了，向着第五本进发。

　　前两天朋友转述国内电台的新闻报道：现在的中学生中流行死亡笔记，孩子们将得罪自己的人的名字写到秘密的“死亡笔记”上，并写下相应的死亡时间和方式??这个消息让我觉得十分茫然。
　　
　　回想小时候，大家都一起呼啦啦地喊“我是希曼！”、“我是希瑞！”、“爆发吧小宇宙！”、“龟波功！”……那个时候我们都希望动画和漫画里头的那个世界是真实的，自己将掌握秘技成为伟大的英雄，拯救世界。
　　
　　那么这些孩子呢？他们也希望《死亡笔记》中的那个世界是真实的，他们可以用一个神秘的笔记本操纵别人的生死？而且他们所要除掉的，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蛋，而是与他们有私怨的人，而这个人可能是他们的老师，同学，朋友，甚至父母。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他们必须要将对方即时判处死刑？这些偷偷写死亡笔记的孩子甚至不需要有直面对手的勇气也不必经历战斗的过程。这是轻而易举的处决，条件只不过是粗通文墨而已。
　　
　　任何人在观看《死亡笔记》的时候都可能幻想过自己获得一本死亡笔记，也可能想好了自己可能会写下的名字和方式。这些隐秘的念头是人性的天然反应，大都只是一闪而过。大家还会考虑怎么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找到，怎么样更加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以不留破绽。当然，也有人会想象自己成为替天行道的大侠，帮助目不能视的司法女神收拾人间的蟑螂。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会追究私刑和公义的矛盾，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公民的的辩护权以及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力……一个中学生大概不屑去追寻这部作品中的法律理论问题，如同当年的我们不会思考在《七龙珠》、《圣斗士》、《猫和老鼠》之中不合公义的设定。
　　
　　毋庸置疑，这是一部优秀的流行作品，它有极具蛊惑性的道德争议性，有华丽的视觉效果，有高人一等但又不是完全不可接近的智力对抗，有特立独行可以称为“酷”的行事风格，甚至有可以自圆其说的异世界规则。最重要的，它可以让一个孩子觉得他可以理解和实践这本书所传递的信息。
　　
　　讨论的焦点不在于我们要不要反对这部作品??即使是摆出反对的姿态也无法抵抗这股潮流??而在于心智未成熟的孩子应该怎么去读这部漫画；有没有人可以在孩子们阅读的时候指点出当中那些似是而非的逻辑中的错谬；有没有人在孩子们模仿这本作品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时候，告诉他们什么是理性的平衡点；有没有父母真正去关注自己的孩子在读什么书，听听孩子们来点评这些作品，然后和他们讨论应该如何去理解。所谓的守护者不是拿着大棒反对任何偏出规范的作品，也不是像保护温室花朵一样将孩子罩在纯净空气之中。父母和师长的责任不是完成一次粗暴的扫雷行动，我们既要有让孩子接受不同作品的勇气和气度，也要有积极引导他们去严肃思考的耐心和谨慎。
　　
　　此刻，《死亡笔记》的相关产品还在继续热卖中。这其中包括仿制的死神羽毛，角色模型，打火机，手表，项链，钥匙扣，胸章，海报……当然，还有黑色封皮的死亡笔记。我建议父母们要做的，从以下这一系列动作开始：抛弃你正在看的电脑网页或者工作表格，走到缩在卧室里看漫画的那个孩子的面前，对他说：“一起看《死亡笔记》吧，听说有意思极了。”

　　包公，名拯，字希仁，谥“孝肃”（注1），北宋名臣。生于公元999年4月11日， 1062年5月24日病殁于开封，次年归葬庐州（今安徽合肥）。
　　
　　包公墓曾历经中原大地九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完好无损。直至 1973年，因合肥第二钢铁厂修建石灰窖需要，包公墓及其家人后代共十一人坟墓被勒令迁移。遗骨被挖掘出来之后，包氏子孙计划将十一位祖先的骸骨送回故里大包村。未料当地村干部激烈抵制骸骨归葬的请求，无奈之下，这一位千古名臣及其家人的骸骨只得暂时安置在其子孙居住的民房边临时搭起的一间披厦之中。随后，包氏子孙包先正将这些骸骨偷运回家乡龙山，私下安葬。
　　
　　1986年，合肥市将该市最后一处相关遗迹、保留了近千年的“包公井”填平，盖上了合肥四中的一幢五层楼宿舍。
　　
　　1987年，合肥市政府决定重建包公墓并迁回包公以及其家人的遗骨。这时，当年偷葬骸骨的包先正已经于三年前去世。根据他生前留下的唯一线索，人们只能找到十一口空的瓦罐。至此，包公的遗骨除了1973年送往北京中科院古人类研究鉴定而保存下来的34块碎骨（其中一块被折断，所以最后入葬时为35块）以外，其他已经无处可寻。《包公遗骨记》便是纪录下这一段令中国人不愿意相信的尴尬、羞愧、辛酸、悲愤的真实历史。
　　　　
　　这本作品与陈桂棣、春桃夫妇另一部作品《中国农民调查》相比，所知者寥寥。相较于各类影视作品和传奇小说中包公故事的风行，这部长篇纪实所受到的关注更令读过此书而了解真相的人长叹徜徉。 “一介草民，尚有三尺之土，千年的忠魂，却不得一?黄土。”（注2）这其中的种种蒙昧愚行岂能用一句“特殊年代”敷衍带过！而民众醉心于传奇故事中侠义气概、因果报应，现实中却再也无从凭吊包公清正廉明、刚直不易的真实一生，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
　　
　　在这本书里，最荒诞的是历史，而不是小说。即使是《七侠五义》和民间戏本子也不过是说说“狸猫换太子”、“日断阳，夜断阴”这样的传奇，又有哪一出戏能比这一本书中所记载的这一切更加令人觉得鬼影幢幢？
　　
　　中国人动辄言及中华数千年文明传统， 可是八百里洞庭风光不再，太湖水已经严重污染，紫禁城和长安城被扒得七零八落，孩子们对传统的戏剧、书画、器乐、诗词等文化无暇一顾，老派的手工艺者后继乏人，大屏幕和小屏幕上充斥着各色无需考据的古装剧，大量传统词汇静悄悄地退出百姓的生活。只有中国人，才会脚踏着老大帝国的宝藏，没心没肺地肆意挥霍、破坏。我以为自己对这一切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是这本薄薄的书让我觉得如有芒刺在背，坐卧不宁。
　　
　　“青山何处埋忠骨？”??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在开卷这一问，我始终无言以对。
　　　　
　　注：
　　1，慈惠爱亲曰孝，执心决断曰肃
　　2，引自原书一百六十五也，《遗骨偷埋》一章。

张禹九《勒卡雷其人》

勒卡雷其人

 在当今英国，既“流行”又“严肃”的作家甚少，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人们以对待威廉?戈尔丁和格雷厄姆?格林的注意来对待他；他则与杰弗利?阿契尔和詹姆斯?赫伯特竞争在书店架之上，而且占据了应有的一席。勒卡雷的成功是具有文化意味的。他的小说里没有行凶作歹或满口俏皮话的易装癖者；也没有新的冰河时代或天灾。他笔下的反派角色并无非凡的本领；没有偏执狂式的杀手也没有施展阴谋诡计要霸占全世界的亿万富翁。他的小说里没有惊人的豪言壮语，也不写什么风流韵事(《天生多情的恋人》和《敲鼓的小姑娘》除外)。他不写雄心勃勃的职业妇女和王室家世，也不写殊死要控制工业大帝国的斗争。他的作品里没有工会会员、玩世不恭的资本家、专爱搞调查的多事的记者或以小恩小惠讨好人的警察。总之，亨利?詹姆斯在研究纳撒尼尔?霍桑时津津乐道的那种“高级文明的项目”在勒卡雷的作品里是绝对没有的。但另一方面，通俗小说里屡见不鲜的那种拼凑内容也跟他无缘。他写得最动人的是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的关系。约翰?哈尔帕林在一九八○年写文章惋惜过英国小说的衰落：“我们过去有过伟大的记叙小说家，但现在我们全然没有了”。哈尔帕林说勒卡雷“在许多方面都是老式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勒卡雷确实是个很传统的作家。我们感到勒卡雷的作品跟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样，里面也有一种经久不衰的道义严肃性。他的作品都用第三人称叙述；寻求错综复杂的情节，同时保持清晰的表述。

    勒卡雷在流行小说家和严肃小说家当中都是不同凡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作品中的政治内容。在当今西方，不少人对“政治”感到厌烦，写作品时便化繁杂为简便，变纷乱为单一。勒卡雷的作品却不是这样，总蕴藏着多层的政治内涵。跟他同时代的作家几乎都描述过后期英帝国在政治上进退两难的困境。不同之处是，他不直接去写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或政治家，而是展示一种价值??同政策与制度相冲突的价值。但如果说他是政治小说家，那便误解了。他倒是这样的一种小说家：在他那里，意味深长的经历与道德生活不是游离在政治之外的。
    　
    间谍小说
    　
    间谍小说的历史在英国并不长，被视为通俗的惊险小说中相当低下的一个“异类”。它产生于爱德华七世(大约是二十世纪的头十年)的英国；起初是新闻界巨头、大官大亨以及政客用来“吓唬”读书界的一种手段，以获得人们的支持来维持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当时德国海军日益强大，形成了威胁，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了厄斯金?蔡尔德(Erskine  Childer)的《沙地之谜》(一九三○年)。它写了民族精神，不愧是业余文学创作中的佼佼者。许多业余作者动笔，以迎合对间谍小说日益增大的爱好，其中最多产的当推威廉?勒奎(William  Le  Queux)。他的《一九一○年的入侵》于一九○五年首次在《每日邮报》上连载时引起轰动，他被誉为间谍行家，连国家安全部门受到德国间谍的威胁时也要去向他请教。不过如今的勒卡雷对此辈颇有贬词，说他们“装腔作势，无才华可言”。接着是约翰?布坎(John  Buchan)。他走的基本上是蔡尔德的路子。他的《三十九级台阶》可以说是一挥而就??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战争，四个月之后他就完成了此作。布坎本人并非作家而主要是一位英国(更具体地说是苏格兰)的政治家。

    英国第一部具有文学严肃性的间谍小说是骚默塞?毛姆的《英国间谍》(一九二八年)，收故事十六篇，均以作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士和俄国做谍报工作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毛姆不把冒险同间谍故事扯在一起，而是更加细微地关注于情报工作的那种心理上的神韵(布坎也有此特色)，其影响远远胜过把短篇小说仅当作写间谍故事的主要手段的这种路子。毛姆教读者去可怜并蔑视那些作恶的人??他笔下的敌人往往是平庸之辈而非恶魔。勒卡雷说“以清醒和几乎是平凡的现实来写间谍小说的这种基调，为毛姆所首创。”

    凡尔赛会议之后，欧洲国家的政权迭替频繁，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少数民族的摩擦不断，整个大陆简直成了间谍的“蚁冢”。似乎开出的每一趟“东方快车”，每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豪华客轮，欧洲的游览车以及阴森可怕的小胡同，都是间谍小说大显身手的舞台，穿无尾夜礼服的绅士都是间谍小说的主角或人物。一种危机感帮助年轻的间谍小说作者打破了布坎的“独尊”。有个说法叫做：不再是布坎的天下了。格雷厄姆?格林的《密探》(一九三九年)的背景转到了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未受战争与死亡之害的地方。密探的传统性格、英雄主义的表现乃至爱国主义这一框架，在三十年代的惊险小说中已开始消失；十年前可能是英雄的人物在十年之后变成了暴徒或幻想者。格林的《出售的枪》(一九三六年)里的布迪?弗格森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情报工作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革，“信号情报”取代了“人办情报”。不过单纯去写靠“信号”(电子技术等)干情报工作的故事未免是“见物不见人”，“见物又见人”的作品才能吸引人。伊恩?弗莱明创造的“风流间谍”詹姆斯?邦德应运而生。刚开始，弗莱明的小说在读者中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邦德小说”的轰动主要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带着意中人由俄国归来》等成为畅销书。一九六一年发生过波特兰案件，一九六二年出了法沙尔事件，一九六三年又冒出基勒一普罗富莫丑闻(基勒是伦敦一妓女；约翰?普罗富莫在六十年代是保守党国防大臣，因涉及此丑闻而下台)，在这风雨如晦的英国，邦德自然成了一种“文化英雄”。
  
    由康威尔到勒卡雪
    　
    勒卡雷于一九三一年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郡的普尔(Poole)市一个非国教徒家庭，取名戴维?康威尔。祖父是营造商，后来当了普尔市市长；家风正派，信仰虔诚，“每逢星期日，我们都在家唱赞美诗，由我姑母奏小风琴。”(见《星期日快报》记者罗伯特?皮特曼于一九六五年对勒卡雷的采访)戴维年仅六岁，他母亲出走，他便受到他父亲的百般纠缠与摆布；家中隐私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从小过的这种隐秘的双重生活，使他对有类似生活经历并擅长写孤独的作家产生特殊的爱好，其中包括康拉德和格林；使他发觉“写女人是很难的。尽管我从理智上可以理解女人的行为何以那样，但我难以设想我自己有那样的行为。”“背信”始终是他坚持不舍的主题。

    戴维的父亲罗尼?康威尔是个“麦考伯式”的人(麦考伯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帕菲尔》中的乐天派人物)，“有趣，然而是个轻率的出谋划策者，满口谎言”，总是拉他的几子参与他的种种策划。维按部就班上过各种补习学校，继而去舍波恩(Sherbo－rne)学校上学，虽是个“非常虔诚的地方”，“却是在棍棒的统治之下”，熬到一九四八年去往瑞士，在伯尔尼大学攻读德语。在那里“呆了九个月??头七个月里我没眼任何人说过话，不做功课，没有女友，东荡西荡。”(见皮特曼)他迟至十八岁才得知他父亲是被判过刑的重犯，在戴维年幼时他就坐过牢。据爱德华?伯尔说，戴维第一次跟情报部门接触就是在瑞士。

    一九四九年，戴维从伯尔尼回到英国后服国民兵役，在奥地利的情报部队干审问工作，“劝诱一些人偷越捷克斯洛伐克国境线。”冷战是包括戴维在内的一代英国作家的政治经历，其“灾难性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难怪他每谈起由热战变为冷战时对这种逆转突如其来和前后矛盾而感到“不过是将枪杆调了个方向而已”：
       
    自从热战变成冷战，冷战变成缓和，我们经历了一连串发疯似的思想意识方面的逆转：在一九四五年轰炸柏林的人到了一九四八年却操办起了空中补给线。
    　
    这虽不尽然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里的世界，但戴维对这种变化之快始终是耿耿于怀的，这可能是他觉察到这种“变化之快”乃是大国不可靠的又一朕兆。一九五二年，他离开军队去林肯学院(牛津)再学德语。据情报机构断定，戴维在牛津搜集过左翼学生活动分子的“黑材料”。一九五四年他上到二年级，他父亲最终破产，他被迫辍学，去米尔菲尔德(Millfield)教了一年书，幸获奖学金才重返林肯学院，于一九五六年获学位，成绩优等。戴维(现在还不能称他勒卡雷)在伊顿公学教过两年德语，但深感该校的气氛“憋得人透不过气”，又跟他在瑞士和奥地利见过的现代生活现实相隔绝，因更感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社会战争”，是生活在“起居室与仆人的绿呢门之间”(含意是既不象主人也不象仆人)而最后离开伊顿。

    他年方二十七岁，可以说已按社会习俗全面地受过英国专为帝国培养“尖子”的教育了。在他踏上“仕途”时，已觉得他周围的帝国已经或正在崩溃，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人们谈起“英帝国”时无不带有讽刺的贬意。在戴维看来，英国社会已不再给具有他这般经历的人带来任何希望了。《炉匠，裁缝，士兵，间谍》中比尔?黑顿的哀叹正能反映作者的心情：“培养我们本来是为了帝国，培养我们本来是为了控制风潮。都成了泡影。全被剥夺。再见了，世界。”(第十三章)今后百年若英国文学界或社会界有研究者想领会英国这种退出世界舞台的感受，勒卡雷的作品仍不失其非常深刻的启发作用。他的作品中最可悲的人物正是自欺欺人、坚信英国负有“历史使命”之辈。

    戴维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任职。据信他在此之前曾在英国军情五处供职，他的上司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负责监视英共活动的马克威尔?奈特。如果他在瑞士时已参加间谍工作，如果他在牛津时继续干过间谍工作，那么他在一九五六年进军情五处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他一向否认他进军情五处之前已当过间谍。一九六一年夏，他被派往英国驻波恩大使馆任二秘，经常来往于波恩与柏林。那时，柏林墙??政治象征和冷战的象征??已经筑起。他从大密森顿(Great  Missenden)的住处去外交部或伦敦其它地方，在路途上信手写了间谍与凶杀兼而有之的作品，取名《召唤死者》。因身为外交官员，不得不考虑用笔名。出版商建议他用“臣克?司密斯”(Chunk  Smith)，显得雄浑有力，他却选中了个法语读音的“雅号”??勒卡雷(leCarré)。对这一化名的由来，众说纷纭，但莫衷一是。反正戴维?康威尔在一九六一年变成了约翰?勒卡雷，一直沿用至今。

作品内外
    　
    勒卡雷写《召唤死者》并不是要向邦德的“一统天下”挑战，写得也很有节制，与其说它类似十年前的间谍小说倒不如说它更接近传统的侦探小说。勒卡雷从第一部小说开始，就将情报社会置于故事的中心。他又开先河，把情报机构这一集体性的历史实体作为重要的“主人公”来描述。一九六二年出版他的第二部小说《扼杀精英》。他说第一、二部作品都是“习作”，“雕虫小技”。其实恐怕不然。评论家埃里克?霍姆伯格(Eric  Homberger)认为勒卡雷对自己的评价未免过于严厉，二书的精彩章节充分显示了作者的不凡才华。《扼杀精英》描写一桩谋杀奇案，写得十分巧妙。某公立学校校长之妻担心她丈夫想杀害她，但在办案人着手调查之前，已发现她惨遭毒手；在了解动机和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展开了另一个“堪称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下的司汤达或巴尔扎克式的故事”(埃里克?霍姆伯格语)；这种深刻性使它跟一般的凶杀小说分道扬镳了。

    他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完成第三部作品，一跃而为畅销作家。他原本取名《狮尸》，应出版商要求才改为现名《复出的间谍》(一九六三年)。尽管受到格雷厄姆?格林和J?B?普利斯特莱的好评，但呼声仍不算很高。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书人》给予热忱的评论，戈登?格里姆莱将其向九月的读书会推荐之后，它才再获势头。不过在一九六三年，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与其说它是小说不如说它是保安工作的写实。肯尼斯?阿尔索普在《每日邮报》上称赞作者“对隐蔽的欧洲了如指掌”；弗兰西斯?伊尔斯在《卫报》上说它是“间谍记实小说”；罗伯特?哈陵在《星期日时报》上写文章说该小说“没有胡编的超人货色，却有逼真的内容”。人们断定此书一定出自深谙间谍工作的人之手。作者的神秘难测的身份，出版者(维克多?戈兰茨)支支吾吾的否认，更增添了新闻界的猜疑心态。《复出的间谍》在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成为畅销书，一直保持到一九六四年，并在《星期日快报》上连载。在美国出版之后，两周内行销七万册。电影摄制权十分抢手，并请伯特?兰卡斯特(美国著名男明星，在我国公映过的美国电影《蛇》里扮演情报官员??笔者)扮演主角阿历克斯?李马斯。在六十年代的畅销书体制中，此书的成功是很值得作为专题加以研究一番的。《复出的间谍》(以下简称《复出》)表露了勒卡雷的“中心问题”：写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一种生活方式尊重个性而另一种生活方式则不尊重个性。李马斯同费德勒对这个问题所谈的看法，虽然代表不同的价值观，但各自辩护的逻辑却是相同的。像勒卡雷这样以道义上的激进态度写出《复出》这么一本“满带刺”的小说，在当今英国文学中实属罕见。

    一九六四年，勒卡雷辞去外交部的工作。在此之前，《复出》已获“英国犯罪小说”奖，并与丹?杰可布森共获声誉更高的“骚默塞?毛姆”奖。勒卡雷携全家迁往希腊的克里特岛，完成《是非颠倒的战争》(一九六五年)，获版权费五万镑，从而致富。《是非颠倒的战争》标志着勒卡雷的“战略”变化??有意将小说置于密不通气的环境，跟英国工党首次执政二十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日益“滑坡”以及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引起的种种动乱全然隔绝。小说的主题是情报社会本身，被对战时光荣的怀旧梦想笼罩着。它也是对英国情报机构的一次持续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组织虽存，但对宗旨的信念亦即对超凡使命的意识已经衰朽。三年后，勒卡雷的《德国一小镇》(一九六八年)问世，也是写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这一外交天地，写它本领高强，既要对付内部理想主义者提出的种种挑战，又要防范大街上重又咄咄逼人的蛊惑煽动。勒卡雷的六十年代中后期小说，都着重探索封闭的谍报社会的性质以及它面临挑战和社会变革时的应变能力，提供了一个强大然而悲观的形象??不仅是官僚化了的外交和情报部门这一形象，而且是英国官场本身的无能的形象。

    一九七一年，勒卡雷改弦易辙，写出传奇小说《天生多情的恋人》(以下简称《恋人》)。《听众》批评它的叙述手法“紊乱不堪”；《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它是“不幸的失败”；《观察家》则贬之为“自我放纵和懒于用脑筋的作品。”撇开抨击和好评不说，《恋人》是作者唯一的一部不写间谍的小说，里面不乏印证他的身世的内容。关于他母亲的出走，在《恋人》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她离开我时，我还很小。七岁。”
    “你以前说是五岁。”
    “那就是五岁吧。”
    “这事对你有影响吗？”
    “唔……也许可以说使我很寂寞……
    好像我的童年被夺走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
    “被夺走了童年是什么意思？”
    “我感到应有的成长过程没啦。”
    (第二十章)